永远意淫的心

关于《权利法案》，除了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权利进行解读和分析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立法语言上的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我们会发现，《权利法案》在确定这些宪 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时，并不是以肯定式的“列举”方式来规定公民权利的，而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宣告公民权利。例如，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下列法律：确定国教，或禁止信仰某种宗教，禁止言论自由，禁止和平请愿与集会。《权利法案》用一种“否定性”的语态对政府权力的边界作出规定，同时也就宣 告了公民权利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政府权力的活动受到宪法的限制。否定性的语态和肯定性的语态在技术上和语体上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视角 来观察我国的许多立法，特别是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我们可以感悟到某种法律文化和权利传统上的区别。在英美法传统中，由于受到自然法思想的影响，特别 是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个体权利被认为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个体权利构成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并且为公共权力的范围划定了边界。所以，个体是 否具有哪些权利，无需通过立法来加以宣告或者“赋予”，因为这些个体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以肯定式的列举来规定个体基本权利，在逻辑上就会引申出这样的 推理：这些权利是立法者赋予我们的，因为宪法和法律规定了这些权利，所以我们才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宪法规定了自由权，所以我才有自由权。但是从根本意义上 来说，权利应该优先于宪法和法律——不是因为制定了宪法我们才获得了权利，而是因为我们有权利并且要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需要制定宪法。因此我们看到，否定 性的规定不是在列举公民具有哪些权利，而是在禁止政府去侵害这些公民的权利。这样的立法语言在逻辑上意味着：公民享有权利，不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赐 予”。

《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第四讲《美国宪法的价值探讨》 王锡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