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意淫的心

（一）

无锡

 

第一站去了无锡，随队集训一周。说是集训，实则是去给我国棒球的未来之星当陪练。

所谓未来之星，实际上是MLB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在无锡搞了个发展中心，试图培养出一拨儿未来的棒球明星来扩大该运动和品牌的影响力（毕竟棒球冷门嘛，买通央视播比赛未必也有人看得懂）。这当然是借鉴了不少姚明在商业运作上成功的经验。

和传统的体校不同，在这个中心的二十个左右的孩子（都是初一或初二的）以上文化课为主，学籍属于这个东北塘中学，不同的只是平时每周次数不多的棒球训练和额外的英语学习。这种条件让和他们公用一块场地的无锡东北塘体校的孩子颇为羡慕。

不过这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并非十全十美，深入了解之后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这个中学的教学质量非常一般，老师的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对这些打棒球的孩子也存在一定的偏见。

友谊赛后晚上的时间里，这些孩子都要上自习学习功课。我们也就过去给他们解答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听说我是心理学专业的，好几个捣蛋孩子拢上来问了各种奇怪的问题。从最常见的知不知道他心里在想啥，到让我鉴定某个孩子是不是变态等等。当然这些问题我都严肃地拒绝回答了。我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英语学习辅导，以及和几个遇到同一名不良老师的孩子聊天（该老师真是颇不地道），尽量减少他们自甘堕落的倾向。按我自己的经历，这个年纪（青春期早期）是好多人一生的分水岭。自信被老师和教育摧毁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撇开比赛结果不说，能连续在正规棒球场上打五场比赛，且管吃管住，这实在是球队颇为难得的锻炼机会。作为最节省体力的一垒手，我打满所有比赛，也学到不少东西。不过以球队这个团体来看，其实这次学到的东西理应更多，比如他们的训练方式、热身环节等等，可惜的是注意这些的队员不多。我们这个队并不太好学，有时候确实还需多开动脑筋，不然总会有大大小小遗憾。

在无锡郊区集训期间，居住于当地的姨夫接待了我，酒足饭饱大睡一觉之后还送了我香烟一条。

集训之后与hs汇合，并在次日和球队进行了苏州一日游，上午去下午回，非常匆忙。此前在无锡火车站给全队买火车票的过程无比恼火，并亲身验证了铁道部为推行高铁而设计出的种种无良策略，且在两个售票点之间折腾许久，险些跑断了腿。

2010.9.4

（二）

苏州

 

新火车站的位置十分突兀，周边没有任何服务业楼房。

苏州博物馆里面有大量避暑的人群，拙政园里面有大量不怕热的像我们一样的各地游客。

虎丘山倒是颇为宁静，但是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心里想的全是西北。

在所有人都因为疲惫或者赶火车而消散的之后，最为热衷于走动的HS和hs继续去了并不值得前往的寒山寺。像大部分内地寺庙一样，寒山寺……这句话我不打算写完了，因为我写过好几次这样的句子了。且你们都去过许多这样香火旺盛的地方。

好讨厌一日游啊。

回无锡临走前与特别好友去了趟鼋头渚，太湖不太干净，天气也十分闷热。不过此处人倒是颇少。鸟声显著。

 

江南城市很难给我带来冲击，这也是预想之中的事情。

2010.9.12

 

（三）

 

西安三日

 

火车离开湿热的没有锡矿的城市向西开，到达西安的时间接近中午。

西安火车站是我去过的混乱火车站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且站外等车的人远远多于站内。在车站广场上，人们用行李和报纸围出各种形状，在里面打牌或者打瞌睡。

接下来的三天里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一名游客在西安。

   到站之后先去取自行车，我被告知东西被运到了郊区的一个小仓库，并没有出现在理想中的火车站。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选择了中铁快运的快运服务。快运太逼快了。

   取到车，我从西安的东北郊区一直骑到南门的旅舍，路上顺便观察了一下该城市的布局，发现颇为理想。老城四面的城墙都完整的存在，主干道显著，一切方方正正，充满秩序。但是结构和布局也是这里唯一可以说出来的优点了。大部分建筑都像其余大都市的建筑一样没有表情。像你们一样没有表情。

   在无锡和苏州的时候大街上的女士都不甚美丽，原因大概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本地的女士都在家里避暑而街上能看到的生物都是外来游客。但是西安天气颇为凉爽，街上的许多女子面容姣好，肤色健康，身材优美，甚至超越了江南水平。

   在西安我去的地方不多，只是记得连续吃了非常多顿回民街的食物，牛羊肉无比鲜美。老米家的泡馍确实优于此前在北京吃到的任何一家，且我认为牛肉的更好吃。

   第三天迎来了同样不幸使用快运从京城发送自行车的郑雨桥，并且最后一次在回民街吃饭。我们俩人花了三十块钱，一共吃到了九十串羊肉和腰。上次食用此种价位的羊肉串还是在小学三年级，不知道下一次会是在什么时间。

   下一篇我们就该出发了，我会记录第一天在丧娃郑雨桥身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情况。

   但愿此系列游记写完之后这个学期也刚好结束。如果寒假能再次进行一些走动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样一来，生活就可以在出游和记录出游的循环中度过了。

2010.9.27

 

（四）

 

骑车篇（上）西安-静宁

 

 

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余，我同郑雨桥从西安出发，开始往西宁方向骑行。

 

九点许，刚出西安老城的西门，第一个意外就发生了。丧娃郑雨桥发现他的一件短袖（他一共带了两件）落在了旅馆，于是打车折回速取，我在原地看车等人。

 

十点许，重新出发奔向咸阳。到达此尘土飞扬的城市后，第二个意外发生了。丧娃郑雨桥发现他穿了数年的一只鞋（他一共带了两只）的底儿掉了，于是就地购买了一双轻便跑鞋。新鞋仅数十元，商标却比旧鞋还多了一道杠。出发当天，我们到达了海拔比西安高数百米的永寿，全程大概一百公里。这个距离比预计的少了五十公里，还不算夜骑。

   

夜骑永远属于我们这样早上起不来的人，以及途中发生不幸的丧娃。

 

第二天，永寿到长武，公里数差不太多，同样进行了夜骑。好像爆了一次胎。

 

第三天进入了甘肃境内，路况良好。不过毫无悬念，我们仍然在夜里才抵达目的地平凉。平凉是个挺大的市（甚至有出租车，三元起步），夜里十点钟还有不少灯光。骑车这几天里，最巧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晚上。

 

当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住处，外出觅食。订了隔壁饭馆的饺子之后，返回旅馆卸驮包。这时一名曾经从北京骑到过拉萨，且正在平凉街头闲逛的青年上前与郑雨桥搭讪。他得知我们的行程之后，随口问我的姓名。随后，我也认出该青年，原来是我特别好友的好友，名字叫做侯骁舟。

 

无论如何，在偌大的西北，能在一家有名有姓的旅馆门前相遇，此事巧的不止一逼！本地人侯骁洲更是热情，坚持请我们去吃羊肉。于是我与已经晒成熊猫的郑雨桥二人进行了夜间大补：先吃了一斤饺子，再与侯同学奔赴烧烤摊。在若干羊肉若干啤酒，以及无数香烟无数对话的作用之下，该夜晚的欢乐把白天的疲倦一扫而光。

 

我和郑雨桥在回到旅馆之后，用房间里的电脑写下了许多胡逼文字，但是我前一阵清空优盘，不小心给删掉了。妈的真遗憾。

 

七月二十九日，告别侯同学，我们携带行李以及他提供的许多补给，继续赶路。下午三点，烈日当头，二人处在中暑边缘，六盘山隧道又不允许自行车通过，于是我们搭车十余公里，来到了隆德县。这里已经是宁夏境内。

 

由于拆装前轮，我的前闸需要调整。前方持续下坡，不可大意，且调闸一直是我回避的技术活儿，于是我找到了一名修车的老大爷（由于在东北骑车的一些故事，我有些迷信修车的老大爷）。这位老大爷深沉地左看看右看看，这儿拧拧那儿敲敲，似乎是给修好了。我试了试，这闸捏下去还真能刹住，只不过该过程不可逆：闸片和轮胎亲在一起不松开了。

 

天色渐晚，我干脆放弃了老大爷。经过一番鼓捣，总算把这倒霉的V刹给收拾利落。在尝试的过程中，我研制出了一套以调垫片为主的懒人方法，非常好用，虽然该方法后来被工科男樊达频繁质疑。

 

从隆德出来向西，我们又回到了甘肃境内。始于持续大下坡，一些小缓坡作为过渡，以大酷下坡收尾。三十公里过后，我们再次于夜间抵达目的地静宁县。

 

进县城的时候就看到了传说中的静宁烧鸡，有些诱人，但是我们找到合适旅馆之后，选择的食物却是大盘鸡。然而，该选择十分失败：由于进餐所在饭馆儿的服务员是个不诚实的娃，且我们无法听懂老板娘说话，且老板喝醉了，总之最后我俩和他们吵了起来。其间，郑雨桥怒斥老板娘，我骂了一句傻逼，忘了给谁的。我后来还中了鸡老板的一记醉掌，额头火辣。争吵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据我临场观察，对方人数是我们五倍以上，且厨房里有很多器械，可以用来把我们做成大盘人肉，且次日我们还需要与樊达汇合……

 

此时，“大局观”三字隐隐浮现在静宁宁静的天空中，所以最终我还是忍住，没有发生更胡逼的事情。

 

有关该鸡饭馆，虽然其人比较操蛋，但此馆的大盘鸡的确非常可口，如同西北一切可口的食物一样。

 

从西安出来，包括到兰州之前，每天都要和服务业从事者进行各种争吵。后来据樊达总结，此类县城或者规模不大的小城市，服务业大都刚刚起步，加上经济总量小，所以就不注意“口碑”这类东西。总之，在商业文化的作用下，似乎这些地方的人心肠不如最贫穷的地区好，现代化程度又不如大城市，越来越没有自己的范儿了。

 

继续大盘鸡。我们和饭馆的人结束争吵之后，试图回到口头预订下的旅馆，谁知道该旅馆竟然不是二十四小时的。大门已经锁了，轻敲之后，没有反应；重敲之后，里面传来一句：“睡觉了！”，再重敲，说“住宿！”，回答仍然是睡觉了。无奈，只好另觅住处。但是住处难寻，我们围着静宁骑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地方。期间数次从不同方向经过大盘鸡，鸡老板一直在喝酒。

2010.12.12

 

（五）

 

骑车篇（中）静宁-兰州

 

五点起床法奏效、复仇未遂、拖鞋和凉鞋的区别何在？

 

如前所述，到达静宁的那天，我们和大盘鸡的老板吵了一架，并且因此失去了住处。连看上去最贵的“静宁宾馆”也早早客满，总台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最终我们还是在大盘鸡附近的旅馆住下。睡觉时已经两点余，且十分疲惫。第二天计划中从静宁到定西的一百五十公里大概是完不成了，加之需要与樊达汇合，我们决定干脆睡个懒觉，第二天搭车前进。

 

醒来之后，买了两只静宁烧鸡、两张车票，不久之后我们就在定西与樊达汇合。三人抵达廉价招待所后，吃烧鸡，交流旅行体会。这时，樊达提出了以后应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的论点，如此就可以避免晚起-夜骑-晚起-夜骑的恶性循环。我与同为夜骑爱好者的郑雨桥纷纷点头，但是要求樊达早上先起来叫人且不得烦躁。

 

傍晚在定西晃荡，买修车用的扳手，三人又和五金店的人吵了一架。面相腼腆的郑雨桥同学甚至夺过老板娘手机，疑似说了句傻逼？反正你们肯定都没见过这种情景！我们甚至想好了第二天五点起床之后，在黎明时分用强力胶水把五金店钥匙孔堵上。但是晚饭回来再次经过五金店的时候我们发现，该店铺的门在商场内部，如果要堵，就只能把整个商场的大门堵上。

 

三名青年在黎明时分不甘心地离开了定西，骑向兰州。樊式五点起床法果然有效，下午四点不到，在一个巨大下坡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兰州市辖区。这一天，兰州四十二度（据说可以排进史上前三），柏油路面更是无比滚烫。我的车胎在码表显示速度超过30km/h的时候，亲上了一个坑，随之破相。

 

高温下补胎，大汗淋漓，仿佛随时都要化掉。完事儿之后三人在一个小超市买到了渴望已久的可口可乐，重新享受了大城市的便利。

 

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个短袖短裤拖鞋腰包男来到甘肃省博物馆进行参观。被告知穿拖鞋不能入内，脱了鞋更不能。于是，开始与门卫进行讨论：女士的凉鞋和男士的拖鞋的区别在何处？被告知：凉鞋通常多一条绳子，绑住了后脚跟。遂打算购买塑料绳用于捆脚。谁知尚未动身，门卫就放行了一名没有绳子的女性，鞋的用料还没我等的拖鞋足。于是继续争论，门卫无话可说，只好称这是领导上的意思。问其领导上在何处，曰就在附近。数轮对话过后，领导上通过对讲机发话，由于考虑到是游客，且只逗留一天（潜台词或许是迷恋我馆，总之不是因为拖鞋），准予特别批准。于是拖鞋男大获全胜，三人得以进入。

 

现在想来，兰州毕竟是大城市，倘若碰到了鸡老板或者铁扳手老板娘，这事儿早坏菜了，只有吵架的份儿，全无讨论拖鞋与凉鞋差异之可能。

 

博物馆出来之后，我们去了黄河边。大铁桥比想象中小不少，黄河也只是静静流过。几家据说颇为正宗的拉面馆中午就关了门，只待了一天的我们没有吃到。

 

暑假这次巡游，我从东边的无锡最后走到了中印交界的亚东，一路上不断与友人汇合或分别。在兰州见到了陈巨二，队伍壮大到四人。

 

2011.2.14

倘若按照课表的时间下课，会赶上人流密集的进餐人群。我不能闭上眼睛骑车去食堂，只好退而不能在看到人群的同时听到他们的聒噪。所以从教室出来之前就要塞上耳机，同时开始播放野孩子的《黄河谣》。第一首就叫《野孩子》：

 

他们说你的脸上沾满灰

他们说你的泪在天上飞

他们说你的家在山野里

他们说你的歌有谁来听

不要问山高路远我是谁

不要管太阳下面我信谁

不要说冷了热了我恨谁

不要问花开花落我爱谁

 

这是张佺写的第一首歌儿。

停车锁车，低头不见熟人。在撩开油腻而且沉重的军绿色帘子之后，我得以进入食堂。眼前，熙熙攘攘吃饭的人们四处挪动，我也随之一起熙熙攘攘。人的声音、电视机里体育新闻的声音、还有清洁工收拾碗筷的声音在两首歌的间隙显得十分突出，我下意识地把音量调到最大。第二首歌儿是《离开》，整齐的节奏下传来这样的歌词：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好的年代

街上的人正在忙着奔向未来

人来车往，红旗飘扬

他们迈步走在大道上

 

每次我听到这两句，眼前都能看到这副人潮人海争先恐后的景象。更进一步，还可以看到大四的学长，祖国科研事业的未来之星，正在为争夺保研名额明争暗斗。回到寝室，众人出去聚餐，俩人同时瞄准了手抓饭里的最后一块羊排，面面相觑，又舍不得收回筷子。校园之外，没有空座的铁皮车厢缓缓驶入站台，也有人争夺进入它体内的优先权，以便占据有利地形，等待在五道口下车的外国人。想到这些，心中各种情绪就翻腾起来。想说点儿什么，但只能继续低头不见熟人，继续听歌。

不过我偶尔也会暴怒，把经过提醒仍不排队打饭的人拽到队伍最后，看着他的眼睛，说：傻逼，排队！据我观察，此类人遇到我这样一副土匪样的正派人士后，往往会怂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甚至假装冤枉地观望食堂的天花板。和插队加塞儿时判若两人。尽管此类欢乐事件不时发生，但人流最少的时间，仍是我进餐的首选。

 

……

我就只有穿上破衣裳

站在你身旁

我就只有伸出手

让你看我的丑模样

你就说我不应该

坏了这里的好风光

我就只有转过头

离开这样的好地方

 

据另一名热爱野孩子乐队的审稿者说，初稿中，本段前后的语言过于冷漠。我试图进行了一些改正，可这就是我在学校里听野孩子的最真实体会啊。在这个逼仄的地方，我没有亲密友人，没有办法及时交流思想动态。我不喜欢被叫各种飞信爱好者称之为“亲”，不爱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用“～”这样的符号。

 

第三首歌儿《天使的错误》，写的又是个丧故事：

 

有一只无辜的天使被逐出了天国的大门

在与大地接触的一刹那间

它变成了一只乌鸦

它唯一的过错就是因为不会唱歌

那遥远的天国离它太远了

因为那儿永远都是鹦鹉们的世界

        

         在整个冬季，吃完晚饭都正好能赶上乌鸦大批抵达我校，场面甚为壮观。看来天国愈发没法呆下去了。这些乌鸦发泄似地向大地撒下大面积粪便之后，校园的东南角便迎来每天一次的沦陷。黑夜的序幕随之拉开。

我最热爱的时辰开始了，在静谧的氛围中，白天浮躁的感觉逐渐得以褪去。也是在这时候，学校里的鹦鹉们被召集起来，准备每年一次的歌唱比赛，迎接灯光照耀之下每年一次的花团簇拥。而大批乌鸦则一声不吭地停在杨树枝头，或者高楼顶端，静静等候天明。夜里，不经意间抬头一看，没有声音的黑色就笼罩在上方，密密麻麻一片。这样的景象令人胆寒。

我的见闻到此应该打住了，我们还是继续专注谈论音乐吧。

 

按照顺序一首一首地介绍歌曲是偷懒的乐评写作者惯用的技术，但是这张现场录音的顺序安排中的奥妙，让我必须如此行文：这前三首歌儿集中地反映了野孩子对世界的同一类态度。光看歌词你可能觉得他们太过消极：所有的主题都是被主流所排斥，或者离开，或者走向死亡。但你听他们唱这些歌儿的时候，尤其是听了很多遍之后，觉察到的绝对不仅仅是颓丧的事物。

野孩子的离开不是走投无路，不是被生活打败，而是一种自信自觉的撤退：原来你们那么愣呢，那我不跟你们玩儿了。这种态度常见于民谣音乐中，但野孩子的歌词更加高明，且这种特点是在不损失旋律的优美的基础上做到的，我认为这两者同时出现极为难得。

 

下一首《都是我的》，节奏突然变得欢乐起来，这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欢乐的作品了。野孩子在这首歌中离开了家，离开了人们，高兴地开始上路：

 

亲爱的爸爸

还有我的妈妈

……

可爱的姑娘

坐在我的身旁

请你不要悲伤

让我为你歌唱

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

你不要忘了我

不论我走到何时何地

永永远远都是我的！

 

在这首歌的后半部分，手鼓和吉它把气氛推向高潮，节奏越来越快，不过整首歌到此突然结束。究竟什么东西“都是我的”？野孩子没有告诉我们。可是不要觉得奇怪，据我揣测，他们是想说：“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我的”。

         在接下来的《弄品》以及《消失》中，仿佛野孩子们已经退守到山野里的安乐窝，开始嘲笑城市里的人们了：

        

         你们的灵魂消失在你们的欲望里 

　   你们的热血消失在你们的思想里 

　　 你们的自由消失在你们的房间里 

你们的爱情消失在你们的怀抱里

 

耳光乐队也在歌词中写过关于此类题材，但是他们就会用一些特别具体的名词：“在上下班的人流中/在你的酒杯中/在你的床单上/在你的工资中慢慢消失”。

我觉得完全没法儿比，不知道哪个是您的菜？

        

专辑的后半部分以《遥远的地方》开始，这是野孩子所有的翻唱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王洛宾的词曲已经炉火纯青，野孩子的演绎更加到位。在这个版本中，长达两分钟的伴奏铺垫充满画面感，听着这些音符，仿佛你就在跟着他们一直走啊走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足够遥远的地方，这才开始唱。当吉它声渐弱，小索唱出声的时候，台下终于按捺不住地一阵欢呼。

 

需要说明的是，这张专辑录于1997年，当时乐队的阵容里面还没有风琴手张玮玮。因此在乐器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吉它编排的水准就显得愈发突出。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词和旋律都很简单的老歌儿可以被演绎得如此动人的原因吧。

         除了这首《遥远的地方》，野孩子还有一些翻唱作品也十分不错。专辑《In the Loft》里面的《红河谷》、《流浪汉》、《游击队之歌》都非常值得一听。

 

下一首《来到了西固城》是一首叙事歌曲。谈论它之前我们要先谈论一些地理。中国西部地区的河非常多，许多沿河而建的城市被水流分成了两个部分。兰州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作。黄河自西向东，从城市的中心穿过，分出了南北。两岸的宽度有限，随着人口增多，只得向东西方向拓展，这使得整个城市的形状像拉面一样越抻越唱，和甘肃省的形状也愈发接近。

西固城说的是兰州市的西固区，在城市的最西边，是一片巨大的工业区。我到过这个地方，此处尽管有些高楼等现代化的事物，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不像自然形成的社区。与北京的亦庄、西二旗等地区情况近似。

这首歌具体讲了什么我就不复述了，自己听会比较有趣。尤其好听的是最后的几句兰州话的念白。

如今，歌词中唱到的破旧厂房也能被看见，但不再属于主流。我们只能想象，在十几年前，“奇妙的灯光和新盖的商场”是如何吸引人们的。

 

这张专辑是在兰州录制的。兰州这个城市在对于野孩子的两个主要成员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不仅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创作灵感的来源。

黄河更是他们最热爱的河流。

在1995年，小索和张佺二人耗时一年，沿着黄河徒步并收集音乐素材。他们说，那时候才真正学会了怎么唱歌。这种经历的价值在最后一首歌《黄河谣》中充分得到了体现。这是小索和张佺为自己最热爱的事物写的歌，没有太多的修饰，也不必有冗长的铺垫，最真挚的感情甚至都不需要任何乐器的陪伴，就可以如此震撼。

在今年中秋节张佺、张玮玮和郭龙同台的演出上，我也听到了这首歌。当时的情形让人难忘：张佺年长，坐在中间，另二人一左一右，相距不过两米。三人在演完前面一首歌之后，张佺放下冬不拉，张玮玮搁下手风琴，郭龙把手鼓挪开，一套动作整齐而从容。随后，开始调整呼吸，端坐，两手放于膝头，上身笔直。待全场也静了下来，他们才开始缓缓清唱：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

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

月亮照在铁桥上

我对着黄河唱

每当我醒来的时候

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

想起路边槐花香

想起我的好姑娘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

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

流浪的人不停地唱

唱着那黄河谣

        

         歌声带我回到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和朋友从西安骑车到西宁，中途路过兰州。在这之前我从未看到过黄河，对西北也没有任何概念。在看到黄河前的几个傍晚，我们都遇到了漫长的上坡。为了赶路，无法停下来休息，所以只好推车缓缓前行。这个时候，我就把头盔摘了挂在车把上，把手机放在里面，反复听这首歌。

后来我们一行人在西宁看到了张佺的演出，虽然来的人不太多，但气氛很好。张佺在青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对这个地方也感情颇深：他在西宁的演出说的话比北京要多不少，虽然北京的观众更多，也更热情。

我也是在那次演出之后，才决定把野孩子的作品翻出来仔细听过（后来证实真是一座富矿）。至于张佺，在野孩子解散，小索去世之后，他的创作没有中断，不过主要乐器换成了冬不拉和口琴，风格更也加简约，也获得了更多的空间。看过几次采访，现在他的心态真是不错。

在《黄河谣》之前还有三首歌没说到。《地铁》是器乐演奏曲，适合搭乘此类交通工具时候听。《梦话》这首歌也不错，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并未达到最佳，张玮玮后来唱的要更好一些。《咒语》应该是这三首中最重要的作品了，在野孩子的各张专辑里都出现过。歌词很简单，我也不打算展开叙述。在几个不同的版本《咒语》中，这首的特别之处在于小索唱之前的一段独白：

 

我看见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走了 。  

我看见了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先，我看见了我们黄河两岸勤劳勇敢，但却贫困的父老乡亲们。

我看见了我们的广场上，一个接着一个的大酒瓶子。  

我看见了我们的老人，我看见了我们的孩子。  

我总是担心，我有一天就唱不出来，所以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诅咒我自己，但愿我没有眼睛吧，就让我变成一个瞎子。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如果你特别仔细地听过这段话，会发现“大酒瓶子”后面其实还有些话，但是被掐掉了。说的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这种细节并非重点。就像三人同台的时候“织毛衣”这种玩笑歌儿不能是重点一样。

我很喜欢这些独白的最后一段。这几句写得很美，也很凄凉。可能也是诗人面对这样的现实，能说出的最不含蓄的话了。可惜的是，这些不幸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小索真的有一天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三十四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期。

        

这张专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我愈发变成了一个后知后觉的人，越来越喜欢往回听。信息过载的时代特点已经漫溢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扑面而来的新专辑太多，好听的太少。回顾过去的东西，反倒可以根据长时间人们的筛选，比较容易找到好东西。

一想到没在零四年之前喜欢上野孩子的东西，我觉得又沮丧又庆幸，毕竟亲历偶像死亡这事儿过于残酷。不过，十四五岁的孩子要的是感觉上的直接刺激，唱的是什么反倒并不重要。加上对生活没什么成熟的见解，就更不会对民谣之类的东西感兴趣了。

         还好，张佺还在不断创作，他的新作品让我充满期待。我已经跟朋友们说过，以后只要他在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我就会去看。

 

野孩子一共出过四张不正式专辑，算上张玮玮和张佺后来各自的作品，一共有六张。你也许已经发现，这些信息，连同野孩子乐队的来龙去脉，并不是我主要想说的事情。如果通过以上叙述，可以让你打开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那么再好不过。

 

一切都会永远消失，让我们消失在音乐里吧。

 

《范儿》采访室
储齐人和他听音乐的故事

载于《范儿》14期，索要电子版杂志请留下邮箱或发邮件至faner2005@126.com

去年有一回我在学院的机房里自习，有个从未见过的老爷子出现在房间里，并且特别突然地问了我一句：“你是广西人吧？”
虽然当时我头发又长又乱，肤色发黑且带着个帽子像个怪人，但死活也不能看出这是个广西人——我暑假刚去过广西，且在当地总被当成东南亚人。总之，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奇特的搭讪方式。我告诉他不是，然后他继续盘问我一些问题。没聊几句发现我们竟有不少重合属性，比如小时候都在海淀长大，比如都在清华附近住过（家离得还非常之近），比如有过收盘的经历（他收黑胶，我买CD），最神奇的是我们都是北大附中毕业的。我看他头发已近白了不少，就问他是哪届的。他也没直接回应，就说咱去屋里聊。于是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一聊就是四个小时。谈话内容五花八门，从有关北大附中的回忆，到学院里的种种内幕八卦，再到他如何收藏黑胶唱片，基本上都是他一直在说，直到把我完全侃晕，差点忘了去上课。
我这位颇为英俊的老校友名叫储齐人，是北大附中老三届的初三学生，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工作，曾讲授计算机课程二十年，是极受欢迎的一位老师。

储老师年纪比我大了近四十岁，也许是好不容易见到个校友（师大里来自北大附的学生很少），也许是人年纪大了讲起过去的故事难免激动，我们的第一次聊天中他一下铺开了太多话题，不少都没有展开。比如有关音乐方面，我只是大致了解了他喜好的风格和业余时间的一些活动。而他年轻时听音乐的经历，虽然没有讲完，但我觉得肯定还有不少值得挖掘的细节，毕竟那个年代听点东西十分不易。
后来我上网搜他的名字，看到了一篇记录性质的北京知青小说，其中描写了文革时期他们一伙儿人如何插队回京偷听唱片又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储齐人在文中是一个非常有路子找唱片的好同志，并且在家中组织了很多次地下音乐欣赏会（最终暴露，并且“被工宣队追杀”），俨然是一名传播资产阶级文化的小头目。这就更让我有欲望探究在当年那种险恶的环境中，一帮和我现在一边儿大的孩子是如何冒着风险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追求心中的美好。因此时隔半年之后，我再次找到了储老师，对他进行了一次更细致的采访，放在这里和读者们一起分享吧！

老黄：您还记得最早接触音乐是什么时候吗？
储：第一次对音乐有清楚的记忆是五十年代有一回坐火车去青岛，在车上听了一些广东民乐，“步步高”什么的，印象不深。民乐对我影响不大，也不是特喜欢。
后来六零年我家搬到清华的新楼，旁边有个大食堂。当时是粮食困难时期，我记得都不用上体育课，怕你多吃东西嘛。尽管这样，精神食粮还是不少。周六食堂办舞会，我们家住一楼，离得近，就能听见那边的动静。那会儿的舞会吧，中外各种曲子都放。有一次放“鸽子”，诶哟我说这曲子真不错，当时听着就跟触了电似的，特别好。这是最早接触拉丁风格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一听拉丁也反映特强烈。过了几周又放了《胡桃夹子》里的“花的圆舞曲”，那味儿，简直没治了。
不过当时主要的音乐净是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那的，我们只能在缝隙之间接受西方的东西。除了舞会，另一个途径就是电影插曲，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插曲，苏联的比较多。还有像阿尔巴尼亚的“山鹰之歌”、“含苞欲放的花”这种男女恋爱的歌儿。古巴的歌也特好。
说到拉丁，它的分布很广，我现在一听就能知道究竟是玻利维亚啊墨西哥啊还是阿根廷什么的，地域色彩特明显。拉丁的巴西的曲子我最不爱听，比较土路子。东欧的也听点儿，包括罗马尼亚、波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歌，这里面有恋爱的，但是不被禁止，还没到文革嘛。这个时期还是六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大概对外来的音乐有个概念了。

老黄：当时您还在上小学初中，这些外国歌儿的歌词也听不懂啊？
储：是这样，当时有个叫刘淑芳的，特别有名，现在还活着。她这家伙吧，那嗓子特嗲，她就专门改编允许唱的国外的歌儿，用中文唱。很多年轻人一听，就喜欢地受不了了。那会儿的很多大学生，他再革命吧，但一听这种情调儿的歌儿，也能产生共鸣。刘淑芳倒不是学院派，地位也不是特高，但就是特别受欢迎。不少歌儿当时还是打着革命歌曲的旗号在唱，虽然内容不完全是。我记得刘淑芳当时跟个代表团出访拉丁美洲，那竟是第三世界国家啊，咱跟人家好。当时她向当地的一个底层音乐家学了“小小的礼物”，献给他妈妈的，特感人。刘淑芳也是哭着学的，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厅里唱，那个底层音乐家也因此成名。还一首就是“鸽子”，刚才说过的，全世界有名，刘淑芳也唱。另外就是“西波涅”。当年工宣队把我们这帮在我家听音乐的人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狗崽子，就是因为听的这首歌儿。实际上它是古巴的一首颂民族精神的歌，但借以歌颂女人来表达，但没辙那帮人就是不懂呗。还一个她唱印尼歌，最著名的是“宝贝”。
文革前流行着十大软歌批判，刘淑芳一人儿就唱了六七首。有一次她上清华演出，圆顶礼堂爆满，大学生特别喜欢，过道上全是人，“宝贝”这歌儿唱一遍两遍观众都觉着不够。当时还有个《外国民歌200首》，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歌本儿，大伙儿学唱。总之那时候虽然吃不饱，精神食粮挺足。

老黄：后来文革就来了，那个转变的时期是什么个情况？
储：没错，文革前那时候还有的听，也不觉着怎么枯竭，更不用或一帮人特意聚集起来听。因为舞会放，没准儿清华下午四点钟锻炼时间的广播操也给放个一两首。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坏菜了，全他妈给砸了。就全砸。所有这些就全部都砸掉。到什么程度呢，我记着特清楚，在清华礼堂前面的草坪上，烧片子，所有片子在那儿烧，全烧掉。破四旧嘛，诶哟我心里那个难受！
没得听了之后就不习惯了，人就这样嘛，当时插队没半年就跑回来了，聚会，就得找音乐听。当时我们家里三间房被人占了一间，一间爸妈住，我那屋晚上有个隔壁的老太太过来跟我住，白天就没人儿管了，就找哥们儿来听片子。
当时片子不多，也就是家里不是特别大的知识分子就还留了一些。除了砸剩下的，还有就是王府井的唱片店，卖的基本都是苏联的。当时78转的黑胶1块一张，苏联的更贵。买不起就只能在别人试片儿的时候蹭着听。然后就是以我这儿为据点，大家伙儿通过各种渠道找东西来听。
插队回来，那心情吧，特别想听两首歌，一个就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拉滋之歌”，还一首呢就是印尼的歌，叫“划船调”。这是软歌嘛，那夏威夷吉他最有表现力，一颤，全晕菜了。当时一同学，有路子，没两天就把这俩歌儿找来了，聚在我们家里听，我记得那是第一次闹片子。后来还有一北大心理系老先生的儿子，比我们大，上大三。他看得书多，音乐知识也懂得比我们多，闹片子绝对第一名。另外有个哥们儿，家住燕东园，从美国带回来四百张唱片，都是大片子，全是好货。当时他家里的柜子被封了，但可以从缝里夹出来，他就用镊子什么的一张一张地往外夹。

老黄：大部分盘都是文革前出的吧？毁的时候没毁完？
储：对，有的人还有存货，比如说砸半天，还留着一两张压箱底的，偷着不砸。比如刘淑芳的《红色戈比叶》，当时农大有个叫李爽的给找了一张来。这张有多值钱呢？这么跟你说吧，那时候分出身好出身坏，你出身好，能穿着一套国防绿军装，就没人欺负你。这张片子能换一整身儿国防绿军装，可想它值多少钱。

老黄：那当时为什么在您家里听呢？
储：一个是我们家有这地儿，有收音机、唱机、录音机。当时把软件给砸了，这些硬件也还留着，也算有个滋生资产阶级音乐的基础了。而且我在清华院儿里属于这方面人气比较旺的，从小做电子管扩音器啊什么的，硬件技术好，所以大家就愿意来我们家听。

老黄：这是在哪一年？插队回来没人逮吗？
储：六九年吧，插队刚一年，请的探亲假逃回来的，不过也总有人逮，催着我回去。那年比较乱，去陕西插队的还没走，大拨儿人还在北京，我们山西的就回来了。当时和那个大三的哥们儿学了不少，他给我们听片子，边听边讲，比如《阿依达》。我从他那儿得到非常多的知识，也听了很多东西，比如各个版本的“春之声”，印象特深。他这人本事大了，还给我们借苏联的片子。一般我家来新片子，大家都来这儿打听：储人儿家又来什么新货了？
当时我有一张特别有名儿的片子，他们写的那个小说（《插队拾零》，作者为储齐人的朋友，编者注）管这个叫“意大利小孩儿”。北京电影乐团团长吴正明，到意大利专门找过这张，居然没找找。他当年就在我家听过这个，对这小男孩儿印象特深。这小男孩儿他们家九个孩子，他吧，给餐馆送面包，一路走就一路唱，后来有了点儿名气，就在一大饭店上台。结果被俩丹麦人看上了，就把他带回丹麦录音。当时在我家，我们第一次听完这个曲子，真是站不起来，所有人都酥了。那片子里的有些歌儿之前也听过，但是没听过这种版本的，特别好。你知道吧，苏联有个女的宇航员，每次上天之前都得听着这个小男孩儿才踏实，才能发射。

老黄：当时您那儿有多少个人听？
储：当时轮换着听，一拨儿来两三个人，然后一边儿听我就把我懂的给其他人讲。

老黄：《插队拾零》里面讲听歌儿被抄，写得特有意思，还有什么有意思的细节？
储：当时我们家一楼，听歌儿的房间离马路不远，有人就抄近道就顺着我窗户根儿底下走。清华每一个楼都有家属委员会，成天没事儿带一红箍巡逻，揭发我的那人住我楼上。我们这帮插队的坏小子回来，要登记户口嘛，就被盯上了。那帮哥们儿找我，还不敢直接敲门儿，怕我家长知道了不高兴。都是在后窗户那儿敲一下，先看我在不在。所以我那窗户底下就老有人声，容易被发现。而且我们一开始听都不敢出太大声，但是这人吧，胆子越来越大，而且这听音乐，人一多还就得把声儿往大了开，不然真没气氛。所以巡逻的人一开始也没听出什么不对，没觉着这是什么靡靡之音，后来就瞧出不对劲了：他们耳熟能详的那些革命歌曲都跟我这儿一个都没听着。再一联想：你这家里都是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听的这东西肯定有问题，后来就逐渐暴露了。
其实一开始出事儿还不是我们家。当时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下午游泳，吃完饭打篮球，完了去另一哥们儿家里呆着，要么就闲扯淡、抽烟、也打打拳，拳套还是撬了清华体育教研室找出来的。管那片房子的委员会一查户口，发现总有外来人员，再跟其他管事儿的一串，就发现这其中有个小集团。加上当时清华大饭厅丢了块幕布，他们就怀疑是我们干的，然后就抓了几个人进去。我一听到这消息，就赶紧回家，想着赶紧回农村去躲着，怕给家里连累了。

老黄：您提到家里是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能不能具体说说？还有家里人对听音乐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储：我父亲先考上了英庚款的留学生，上的英国的帝国学院，二战的时候英国比较危险，就到美国康奈尔学土木工程，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清华。当时从国外回来的一百八十多个，得到博士学位的不到三分之一。他们的态度吧，因为文革的时候形势比较紧张，父母都不会鼓励你去听这些，但我知道他们是喜欢音乐的，因此也没有太阻拦，只是会偶尔告诉我让我少听点儿。也是为我为家里的安全考虑吧。

老黄：您在插队的地方是怎么样的？还有得听吗？
储：我当时插队是这样，我没跟北大附中走，因为北大附的那个点儿没电。没电哪儿成啊，没法听音乐了，我就没跟他们走。我脸皮厚，就跟工宣队说了，我们家独子，能不能给我调个地方，总之后来跟了清华附中走。我到农村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嘛么，花五块钱买了颗杨树，晒干了做了个音箱。唱机、录音机什么的自己也有，带了些片子就听。所以插队的时候也没怎么断。

老黄：您当时就自己做音箱了？
储：可不是嘛，设计音箱我会，电路什么的我也懂。就是现在我做音箱也特棒，成天在家做这个。你六千块买的音箱，我花六百能做的效果差不多。

老黄：那在北京的朋友们也都没法总聚在一起了。
储：的确，不过也有见面的机会。当时我在山西农村插队，经常去太原找朋友玩儿、听片子。那会儿阿巴多带着维也纳（交响乐团）来演新年音乐会，有个朋友弄来了一张录音，我们就满太原找机子来听。你可能想象不到，那时候听片子都不带说话的，三十四分钟就一声不吭地听，不像现在一边听还一边说话什么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隔壁村有个清华附中的学生，算个有文化的盗贼，清华音乐室他砸的，结果留了不少好货自己收着。他说他的一百张唱片就是半个老婆。我就到隔壁的村子找他，到他们宿舍听。每次去都得步行四五十里地，那真是想听。当时他有三张唱片，特别好，我特别想要，但人家没法白给你啊。我就把片子借到榆次，北大附在那儿插队嘛，找在广播站工作的同学给翻录了一套，这才算搞到手。就这么下功夫。

老黄：文革之后的情况是不是好多了？那会儿听的东西有什么变化？
储：确实好了不少。八十年代开放了，黑胶降价。我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认识朋友，有路子弄盘。我当时干劲儿特大，一礼拜至少一回，从师大骑车过去，背个地质考察的大书包，刚好能塞下大黑胶。买盘两种方法，一种是每次印目录，印完我直接挑。还一种是公司从香港扫货，过来打口片子前会有一些样片，我就直接买走。当时工资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黑胶十块到十五一张，咬牙也得买。
那个时候其实有磁带了，有不少好东西。但是这大片子一来，那个情结，一想到六十年代，简直疯了，玩儿命买。你想想我们经过被砸片子的时代，现在新的又出来了，不吃饭不喝水也得买啊。拿到那些片子，感觉就像艺术品一样，那封面做的特好，都舍不得听。那时候想听什么都有，挺疯狂的。

老黄：买唱片也应该能认识不少有意思的人吧，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储：我记得在东单买片子碰见过一个小孩儿，他爸带着他来买。这孩子叫方义明（音），当时也就小学四五年级。有一张贝多芬小提琴D大调，我觉得还行，就拿着看。结果这小孩儿一翻，这片子都是全英文的，结果他冒出一句：这华彩不行。我操我一听，这小孩儿行啊，什么路数儿的？后来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他们家华侨嘛，能进设备，随便进，片子也买。这小孩儿蔫蔫儿的吧，但特别懂，又特别喜欢音乐，成天研究这些。后来还告诉我怎么买配件，唱头啊什么的，从他那儿也学了不少。我们也经常来往，互相给带片子。我记得他给我听过版本特别好的“春之祭”。我们当时最喜欢听爆棚的东西，斯特拉文斯基什么的，特喜欢。我听得都不动换，从头听到尾。不过后来他成家了，我们交往就也少了。

老黄：您自己做CD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具体怎么做呢？
储：我有很多黑胶，这东西放不住也容易坏，听起来也不那么方便，所以就想着用更好的办法把它们保存起来。最早是把黑胶搓到录像带上，因为录像带音质比录音带要好，磁带宽，动态大。家里现在还有好几柜子录像带。后来被人鼓动着刻CD，自己也攒了各种设备，从黑胶录到CD，音质保持还得挺不错。然后就是把黑胶唱片的封套扫描下来，自己打印成合适大小，把曲目、专辑名字什么的也印在纸上，刻好了之后装到买来的光盘盒里，纸裁好之后粘上，这一张唱片就基本做好了，各种信息一目了然。这活儿挺有意思，也有不少人跟我这儿要盘，我今年准备做到600张。

老黄：现在还干些什么和音乐有关的事情？
储：除了刻盘、做音箱，还参加一些有组织的活动吧，比如去年俄文年我和当年的一些朋友所在的合唱团就参加了演出，唱俄文，不会就现学。有一次的活动我还去客串了一把主持人。当时觉得有些七八十岁的人还那么有干劲儿，精神状态也特好，就觉得我自个儿退休了之后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我还组织过一些小型的音乐会，主要是当年的一些朋友什么的。我自己定主题，挑歌儿，然后边听边给他们讲，也挺有意思。这事儿说来也挺玩儿的，我们不但办音乐会，还就在清华组织部办，当年还就是他们在文革时候整我的，呵呵。

老黄：在您听过的这么多音乐中，哪几首对您影响最大？给《范儿》的读者推荐一些？
储：先说个电影：《出水芙蓉》，这个电影里的音乐我特别喜欢。而且里面乐队什么的都是真人演的，拉丁味儿特别足，比如Tico Tico。我在家里办过四十期音乐会，其中一半儿都是出水芙蓉派生出来的。有些乐队比如Cugat、Guy Lombardo，都特别经典。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说我们传播黄色音乐，其中最黄的就是Guy Lombardo的精选。这张的女声配的特别sweet，听了就倒。这片子当年还很新，六七或者六八年出的，六九年在我家听。后来我在亚马逊网上搜到了往回购，那唱片收到的时候，一问那个味道，都跟四十年前的一样。后来很多人专门找我来听，因为当年在我家听过。
还有两首当时对插队的人影响特别大的歌，刚才也说了，一个是《深深的海洋》，58年翻唱版的。另外就是刘淑芳的《鸽子》，62年版。

这些就是采访的大致内容了。由于对采访别人这种事情非常陌生，我也许没有挖掘到最有价值的细节，但储老师的回忆还是让我产生了不少共鸣和阵阵暖意。在他和朋友们因为听外国歌被工宣队追杀的时候，也是二十一岁，和我现在一个年纪。
也许他们喜欢慢歌，偏好单纯而积极的情绪；我们没了鼓点儿可能就想挠墙，少了效果器就觉得单薄枯燥。尽管我们和四十年前的年轻人的口味相差甚远，但两个年代的人对音乐的态度大概是差不多的。何况好的音乐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并不会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和生活环境不同而褪色。二十一岁是多好的年纪，我想起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冲动着追求美，生命力满溢无边，我实在是赞美这种状态！

储老师今年秋天就要退休了，不过他还将继续玩儿他心爱的黑胶唱片，继续和老老少少的朋友们切磋音乐，继续写着他和音乐的故事。对他来说，只要这个爱好还在，那生活就不会枯燥。我也觉得，只要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人就永远不会老。

（老黄）

感谢：Aurora（录音笔提供）

09年冬 于北交大 摄影hs



10年寒假集训1，摄影汪宁瀚同学。



寒假集训2，摄影汪宁瀚。



老黄被压韧带。 摄影汪宁瀚



压下去了。 摄影汪宁瀚

刚好赶上腊八节，灵隐寺免费发粥。很壮观





共产主义远未到来



当时惊了一下，还好没写保佑中国共产党。

最近开始用twitter 我的号是@phuckingreat

灵隐寺香火之旺！



飞来峰石刻，非常多。



损毁严重，本来是四臂的。
我猜是文革时破坏的。



这个损毁就更让人看着难受了，石刻里的人头基本都没了。



继续寒心



继续

苏堤即将春晓



断桥暂无残雪



非常干净的一个城市，喜欢骑车的人绝对喜欢这里。



我见过最靠谱的公交站牌

      今天回去主要是完成发展心理学的观察作业，我随机选了几个初中小孩。
      换上校服，在中午人流密集的时候溜进去，丝毫没有收到阻拦。找到小孩之后边看边用手机录自己的音。观察结果略去不表。
      完成任务之后参观了一下一周前刚刚开放的图书馆新馆，感到很欣喜。下面放图：



这是二楼阅览区



二楼的影音区，设计得非常强大与巧妙。义楠同学参与了设计。



这个椅子很好，可以用来看书或写字。



这是今天的节目单 颇有咖啡馆气息 很不错



先进的电脑，数量充足。我试了试，装的是Win7。据说和北大图书馆联网，可以阅览一些电子读物。具体的没去了解。


      这个图书馆看得我很开心。我在学校的六年只有一间很小的阅览室以及不多的书，现在的学生挺幸福啊。馆里还有外语小教室，我路过的时候看见土肥老师带着三个低年级的同学在念日语，场面十分美好。
除了旧货之外，这个馆里也有不少新书。看见一套最新版的商务汉译名著，很牛逼。不过新馆的书架还是比较空，有待补充。
      希望这个馆能得到充分利用，真正把学生拉进图书馆，而不只是摆设。B大附不仅要学会玩儿花样和创新，务实也是很必要的。


      出校门去小卖部买咖啡，低着头一声没吭，还是被李叔给认出来了。
      从初一在这里买零食连续两天中了足球到高三下半学期每天一个的土豆鸡肉汉堡，这个店始终没倒闭。
      现在物美、711等连锁超市把B大附中包围，不知道它的生意还好不好。